迪迦背后之思

9 月 24 日《迪迦奥特曼》《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成神之日》等作品从全网下架，发生了什么？

我其实不太乐意回答这种没多久就一定会被下架问题的内容，写太多太细自己容易被冲，讲点大家都知道的也没什么意思。

左不过就是罗翔老师曾提到《左传·昭公六年》里的选段嘛：

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孔颖达注疏曰：

你看，所以说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嘛，谌旭彬在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里就谈到秦制国家的特色——当然并不只是亚洲的特色，后面还会谈到——特别擅长模糊指控的方式统治治下。

比较深谙秦制的是雍正的密折制度：

雍正皇帝是如何成功将自己毒死的？ | 短史记

简单说来，雍正的“密折治国”，就是将清帝国中上层的核心官僚，全部纳入到一张巨大的间谍网之中。这张网辐射全国，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直接联系。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除皇帝之外，全国所有中高层官僚，都被这张巨大的间谍网笼罩在内。所有人都处于他人的监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边有皇帝的间谍，所有人都不被允许知晓谁是自己身边的那个间谍。

所以说“家长举报”未必根源真的在家长，就好像雍正时期频繁都是大臣举报，那根源在大臣吗？当然不是了。

还是说点新鲜的，说一个欧洲人，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的故事。分别是齐泽克、筒井哲也和林培瑞。

先说齐泽克，他应该是最近流行的感恩学的创始人。

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里，他谈到“苛政统治者的慈悲”论，重点是让人感恩：

制定过分严苛的法律规制（刑事法），以致字面意义，所有人都必然触犯某一条法律。但实际上严刑酷法并没有被全面执行。政权以此方式使自己显得仁慈：“要知道，假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逮捕并宣告你们全部有罪，但是不用害怕，我们是宽容的……”同时，这类政权在其臣民头上挥舞着永恒的威吓：“不要玩得太过火，要记住我们随时可以……”
在此我们得到了自己潜在的必然罪责，（无论你做什么都可能犯法）和慈悲（你被允许过平静的生活这个事实并不是你无罪的证明，而是当权者之怜悯和仁慈的明证）这两者的重迭。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唐健 张嘉荣 译 蓝江 校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11月 141页

简单说，就是统治者制定非常苛刻的法律，但是就是不全面执行，就是玩儿，以此彰显自己仁慈，让臣民对他感恩。

筒井哲也写了一个漫画，叫做《有害都市》。

讲述为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顺利开展，日本政府在2019年通过《健全图书法》，全面彻查危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漫画”，在重度文化管制下的日本，以文化审查部门拥有“谎言水枪”式漫画审查权力的方式，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副资本主义权力是如何打着“为青少年视觉安全着想”等旗号对所有作品进行严厉整改和下架的过程。

有一些选段怎么说，当然是日本坏坏了：

后面的故事可以自己搜搜看。

林培瑞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经济观察报》书评栏目，题目是《吊灯里的巨蟒》。

导致的是一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恐惧感。我所说的恐惧感，并不是指一种明明白白的、时有所现的、惊惶失措的感觉。
模糊具有以下四种长处：
1．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恐吓更多的人。
2．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其它许多活动。
3．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在逼供中尽可能多地有所收获。
4．模糊的指控能允许掌权者滥用职权。

中国：吊灯里的巨蟒

所谓模糊指控，就是 

 回答里说的那种“再混蛋的标准也比没有标准强”，是的因为没有标准，所以模糊指控的可回旋周期非常大。

还有两个悖论供大家思考。

一个是到底是执行者更坏，还是政策提出者更坏：

假如世界多出来一个誓死效忠你的人，你会怎么做？

这里有比较耳熟能详的相悖的两种说法，不知道大家更接受哪一种：“领袖是清明的，都是手下的人做的恶”，以及“我是无辜的，都是领袖让我这么做的”。前者背后的哲学依据就是僭政说，而后者背后的哲学依据是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平庸恶”。

简单说就是：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都是执行的人走了样 和 上面就强行要求这么做，执行的人也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悖论是，到底能不能带坏看文艺作品的人：

《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弹》中日同步上映，看完你感觉如何？

在奉俊昊的《寄生虫》被热议时，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琢磨一番似乎也有有一定道理，即：在文艺作品中进行揭露或反抗叙事后，人们就会获得替代性满足，从而不再投身于现实的“改造历史”的运动中。
比如我就曾在微博里看到过相关的说法，大意是奉俊昊通过揭露韩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让观众在观影体验里获得共情，情绪获得宣泄与释放，离开电影院之后还是要面对福报。然后再等下一部电影的熨帖。
在这个理论下的文艺作品应该做的事，就是不断批判生活现状，祭出反乌托邦的警钟长鸣。
但这种说法与另外一种更能让人接受的说法是彼此矛盾的，即“文艺作品会带坏小朋友/大朋友”——所谓的作品改造世界论。比如《V》里号召大家起来反抗极权政府，在作品改造世界论中，就真的认为会出现这样的运动。
而在这个理论下的文艺作品，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不断涂抹出未来更有可能做到的美好承诺，“对国家未来无限乐观”。
那么，在本片中，不同地区的观影者们更倾向于哪种说法呢？

你更愿意接受：作品替代现实论，还是 作品改造现实论呢？

如果是替代现实论，那影视文艺作品就是大面积的发挥各种想象渲染假丑恶，电影工业生产线就应该大肆宣扬V的行径，宣扬寄生虫里的阶级矛盾，因为观众看了就会爽到，爽了之后就不会在现实生活里改变。

这很明显很奇葩。当然鱼龙混杂啥都有的漫画作品，美国日本都经历过这个时期，可以看下面这个回答：

动漫圈真的不用讲三观吗？

魏特汉作为心理学家，研究了许多案例之后，发现这些少年们都看漫画，于是得出了一个十分夸张的结论：毫无疑问，漫画就是罪魁祸首！然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看漫画。 因此这就等于说“因为他们都听音乐”“因为他们都喝饮料”一样没有意义。不过魏特汉可不管这个。他成为了提出“漫画导致犯罪”论的“专家”。
魏特汉所调查的对象都是少年犯或者心理异常者，所以这些案例的普遍性并不强。而且，他的证据中几乎没有包含任何有说服力的数据。然而他确实是个深谙 心理学的专家：他误导读者忽略样本的范围、采样的方法以及实际的比例，并刻意利用各种可怕的例子（大部分是少年犯）来恐吓读者，让他们来不及加以理智的审 视和怀疑。那些“活生生”的案例可以充分地吸引眼球，并且让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家长都吓得魂不附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魏特汉和他所指责的对象所使用的手法 如出一辙。
......但是斯坦•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照样推出它——哪怕不获批准。
手冢治虫新派漫画却被批判为“胡扯，荒谬，对儿童而言过于刺激”，当时媒体报道由于《铁臂阿童木》中一个画面导致儿童跳河自杀事件发生，有人因模仿《月光假面》跳墙，批判家疯狂地批判漫画是对儿童有害的恶俗物。
......请注意，这就是手冢治虫的伟大之处
在日本对于漫画的限制，几乎都是出于民间团体与媒体的抗议，比如《血不倒翁剑法》事件，政府完全没有出面干预，漫画被禁乃至烧毁，全是因为漫画出版社无法对抗社会舆论压力。
漫画分级制度也并非官方颁布推行，都是制片方和发行方自觉遵守的一种社会规则，属于业界自律。

但是如果是改造现实论，那就应该拒绝一切负能量作品，包括假想敌自己拍自己的负能量作品——这也是为什么《战争之王》的最后几分钟在腾讯视频里是尼古拉斯凯奇直接当庭认罪而不是按照原版，他自己揭露整个资本运行的恶行——但是如果真的这么改编，反而又突出了美帝法制好得很。

那要不要引进外国的文艺作品呢？揭露本国丑陋的，当然不行；歌颂本国美丽的，当然也不行。算了引进个der呢。可是不引进这个行为本身都会授人以柄。

不管是完全践行哪个观点，都会觉得非常难受。

这些这些作品看似莫名其妙下架也就是这两个观念在制定者头脑里的反复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