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形象：监狱

如果我们说敌托邦文本中的监控形象原型，来自对乌托邦文本中架空岛国的统摄性处理，它们成为监控城市血脉的一部分，那么其监控形象的具象化、规训化与哲学化，都能追溯到边沁[1]的圆形监狱[2]。在很多世界观并不足够庞大的敌托邦作品中，监控性质并没有内蕴于城市之中，其监控形象也是明晰可见，耳熟能详的形象包括电幕、忘忧洞、管道、摄像头等，在进入到大数据时代后，监控形象赛博化，人工智能体以一己之力几乎囊括所有复杂多变的符号，而这些监控形象共同合集为收敛化的明确的监狱符号。在监狱符号合集里，我们能看到经由口语、纸张、电视、互联网这四种不同媒介执掌而带来文明范式的演变形成的成熟的不同监狱符号，分别是独景闭视监狱（Monopticon），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共景单视监狱（Synopticon）和广景全视监狱（Omnipticon），如果我们把21世纪50年代后的媒介传播认定为脑电波刺激的话，或许还有新的监狱符号诞生，暂定名为定景凝视监狱（Fixopticon）。我们以福柯的全景敞视/圆形监狱为主对监狱形象进行阐释。

圆形监狱的提出与完善

边沁作为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监狱改革的提倡者，提出了“圆形监狱”（Panopticon）[3]的想象，这个想象是对勒杜在建造阿尔克·赛南盐城时的建筑的发衍：

“所有的建筑物被排列成为一个环形，门窗对着里面。中心点是一个高大建筑物。这里实行着行政管理职能、治安监视职能、经济控制职能、宗教安抚职能。这里发号施令，记录各种活动，察觉和裁决一切过错。而做到这一切仅仅需要一种精密的几何学的直接帮助。在18世纪后半期，这种环形建筑声名卓著，在众多原因中，无疑应包括一个事实，即他体现了某种政治乌托邦。” [4]

勒杜对城市建筑的想象又来源于何处呢？一方面是由于工业革命不断发展带来的机械化大生产式的厂房建筑此起彼伏，是一种现实的社会需求，不管是学校还是教堂，不管是医院还是监狱，都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监控机构；另一方面则是对古典乌托邦时代中对于建筑的想象的继承， 越是精密化几何化的设计，越能剥离掉个性化的伸展，而且当建筑具备复合功能时，它的单一功能逐渐褪却，就越接近理想化的乌托邦国度。

福柯把圆形监狱的想象写进了《规训与惩罚》[5]之中：

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小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子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6]

前圆形监狱时代的监控

圆形监狱的设置来自于福柯创造的一个新词“全景敞视主义”，他是国家机器的的权力规训方面的第三次有效转变，也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的敌托邦文本里监控形象的常见符码。

在社会建立早期，由封建君主制掌控权力的国家机器，他们会以“显赫”的方式将权力宣扬给他封地所在的居民，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第一部分“酷刑”就是以此为基础展示权力的，该书甫一开始就用了四页的内容将1757年达米安因意图谋杀国王而被判处“公开认罪、公开凌迟、公开处死”的详细细节，公共景观式酷刑几乎横亘了整个中世纪的处罚手段，在福柯看来，这种处罚手段的效力很快就此消失，几乎是在80年里，公开处刑很快被少管所式的作息时间表型私密规训所替代，因为“这种恐怖总是要把受刑者所蒙受的耻辱转换成怜悯或者光荣，而且还常常把刽子手的合法暴力变成耻辱”[7]，当然公开受刑的消退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扬为“人本主义的胜利”。于此替换的“确保权力毛细渗透功能的完整等级网络，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存的细枝末节”[8]中的规训悄然而生。福柯认为“大禁闭与小规训”是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副产品，因为航海时代的不断发展，不仅给欧洲带来了黄金、奇异品和殖民地，还带来了瘟疫。瘟疫催生了对病人的禁闭与隔离，“如果说麻疯病人引起了驱逐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大禁闭’的原型和一般形式，那么可以说，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他不是要求将大批的人群一分为二，而是要求复杂的划分、个人化的分配、深入地组织监视与控制，实现权力的强化与网络化”[9]。

而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虽也有类似于瘟疫式的大面积疾病，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尚未铺开，人口的大面积流动趋于停滞，人们也无从具有想象的共同体去完成对民族、阶级等概念的共鸣，所以在封建文化下，被认为是“贵族病”，著名的哈布斯堡下巴（Habsburg jaw）遗传病就是一个典型。哈布斯堡家族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起始于Albrecht I（1255年-1308年）被整个家族认为是血统纯正的代表，而为了保证王朝的血脉纯净，家族实行了近亲婚配，绵延了7代人，直到查尔斯二世为止，整个家族才绝后。在整个婚配过程中，家族的遗传病后遗症不断增加，“哈布斯堡家族迅速衰落，婴儿死亡率（在1岁内死亡，不计流产和死胎）和儿童死亡率（在10岁前死亡）迅速攀升。高达80%的死亡率（当时西班牙农村的平均死亡率为20%），使王室人数锐减。”[10]，查尔斯二世更是有各种绝症体征，而这其中原因除却近亲繁衍外，还有家族内部前6代的9次**，将问题不断严重化。这只是封建王朝彰显权力的一个缩影，我们会看到，不管是荣耀还是惩罚，都必须依赖于视觉奇观才能固化其权势，在一个没有大型印刷术普及的年代里，人们对于统治权力的联想几乎都是以“无限延伸的亲族或侍从网络”加以判断，而这种网络必须依赖于口耳相传，所以“可见、可展示之物，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成为一个必要的选择。当然，这也是一种与神权结合的有效机制，“用肉体考验确定事实真相”：“如果受刑者有罪，那么使之痛苦就不是不公正。如果他是无辜的，这种肉体考验则是解脱的标志”[11]。权力的仪式性、戏剧性与冲突性成为封建王朝在臣民心中的巩固合理执政的必须。

独景闭视监狱

如果我们把视线的转移与凝聚作为一种监狱空间，则可以把这段时间的君主实行处罚权力的方式称之为独景闭视监狱（Monopticon），Mono是表达“单独，独自”的前缀词，君主权威以独有的视觉威慑展现给公众，这是一种 “多数人被少数人要求观看”，观众被封闭的视觉关系下的君主权力所压迫。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分析了封建君主时期的刑法具有的四个特点：分别是干涉性、恣意性、身份性和残酷性。在近代社会到来之前，市民社会没有从国家政治体里成功地分离出来，所以“一切利益几乎都被认为是国家利益，连个人的人身本身都被认为是国家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刑法保护的所有利益都被认为是国家利益，也干涉到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12]。公开处罚本身也携带了形形色色的酷刑，这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有等级差别并能有效延续死亡的痛苦，“国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派生出惩罚权的主权者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属于“民众”（见Ayrault，LIII，第LXXII和LXIX章）。在君主的司法面前，一切人都必须鸦雀无声”[13]。对罪犯的公开处罚成为渲染君主无限权威的一种投射，将人们的注意力闭视于酷刑的过程中，犯人的“被印记，被殴打，被摧毁”成为君主的权力的重大仪式，这是一种失而复得的仪式，“在任何违法行为中都包含着一种“大逆罪”（crimen majestatis），任何一个轻罪犯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弑君者”[14]，而酷刑并不是为了重振正义，而是为了重振权威。值得注意的是，酷刑的取消也是一种君主威权的炫耀与强化，这与齐泽克在《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中提到的“政权仁慈”如出一辙，我们可以看到极权统治更像是君主政权在现代社会的复写形态：

君主在处决时的存在，不仅表现为实施依法报复的权力，而且表现为能够中止法律和报复的权力。他应该始终是独一无二的主宰，唯有他能够荡涤冒犯他本人的罪行。尽管他确实授权法庭行使他主持正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转让这种权力。他仍完整地保持着这种权力。他可以任意撤销判决或加重判决。[15]

作为君主权力的实现方面，除却公开处刑、随时撤销外，还有御触奇迹式的三位一体，后者具体呈现在《国王神迹》一书中，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撰写：

国王以触摸为臣民治疗瘰疬病（scrofula），人们则普遍相信国王“御触”可治愈这种疾病——以及这种现象发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其目的是由长时段中的“一种奇迹”及其仪式，展示一种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即民众对“国王具有医治疾病的神奇力量”这一信念的信仰；这一信仰反映了人们相信王权神秘力量的“集体意识”，展示了这一时期民众王权观念的具体形态。[16]

这里要与奴隶社会下的斗兽场式的观看视线做区分，尽管都是君主被作为观赏的景观，但围观者已从贵族转移到民众，奴隶社会景观的效果是一种戏谑式的娱乐手法，并不能提供君主权力的恐怖震慑作用，而封建社会的公开处罚景观则反之，是给人树立一种地狱般的恐惧，斗兽场观看视角后来成为了共景单视监狱的一个演变原型。

如果读者想看封建君主统治下敌托邦作品里的监控形象，只有三类作品里能寻觅到其踪迹：末日主题、后启示录主题与大逃杀主题，末日主题下的作品更多是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异变（如《未来水世界》），后启示录主题几乎都会渲染上魔幻色彩（如《自新世界》），大逃杀主题则往往被更高位的统治者异化为娱乐观摩的一部分（如《饥饿游戏》）。驾笼真太郎的《杀杀草纸》系列则是目前硕果仅存的，时代在封建时期（文本内的年代是1738年）没有任何机械、建筑、人工智能体加入的敌托邦文本，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前现代化的监控形象，堪称敌托邦封建监控形象的百科全书：献祭身体部分器官换取生存、性意味浓重的竞技场、大脑被额叶切除术后的军队、人造地狱构筑等级化监视和能自由伸缩并操控他人的毛发。

当资本主义不断发展之后，随着反抗神权、印刷术发展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景观权力”不再成为权力力量的必须，“规训权力”逐渐成型。在波兹曼的《娱乐至死》里提到，发生的每一个严肃、恐怖的事件都会在电视媒介中快速被娱乐化，其实“快速被娱乐化”的特性贯穿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始终，公开处刑的震慑力被不断削弱也是基于这个特性，犯人们得到了“温顺善良者的同情和冷酷无畏之徒者的鼓掌、赞扬和羡慕”（Fielding，449）：“这些处决仪式本来只应显示一个君主的威慑力量，但却有一个狂欢节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17]而在此之前，公开处刑还受到印刷媒介的重大干扰，印刷术的全面普及让公民能在一个可回溯的空间里反复唤醒任何场景，其司法公状正是因为这点反而提高了罪犯的声誉，警示宣传品反而被行法者不断禁止，当犯罪文学兴起的时候，犯罪者与崇高的特性开始相互勾连起来[18]，神话谱系时代里恶的伟大化[19]被文学再度复苏。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不断更迭，犯罪者的反抗对象也从君主向社会转移，暴力型的犯罪越来越少，诈骗型的犯罪越来越多，这样的犯罪者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对个人的反抗，而是对公众默认的契约的反抗，所以惩罚也从肉体向精神转移，在《规训与惩罚》第二部分里，惩罚替代了处罚，从而变得更加普遍化与温和化，每一种违法行为开始被系统归类，依照其伤害性一一对应惩罚的等级。福柯甚至设想了一座“惩罚之城”，里面有数以百计的小型惩罚剧场，每一种罪行都有针锋相对的法律，惩罚之城逐渐等级监视化，拘留形式也变得多样（黑牢、管制、监禁），多种机制以各种形态立于国家建筑之中：

这样，我们看到了三个系列的因素：君主及其威力、社会共同体、管理机构；标志、符号、痕迹；仪式、表象、操作；被消灭的敌人、处于恢复资格中的权利主体、受到直接强制的个人；受折磨的肉体、具有**纵的表象的灵魂、被训练的肉体。这三个系列的因素塑造了18世纪后半期鼎足而立的三种机制的形象。[20]

18世纪晚期，人们面临的就是如上三种组织惩罚权力的构成形式，第一种是君主专制权威彰显，第二种是惩罚之城的建筑物[21]，第三种就是强制制度[22]的软化与内化，即监狱。而第三种构成形式最终被采纳，这也是《规训与惩罚》一书的主旨。

前两者以零散的各种形态出现，我们能在非智能题材的敌托邦文学中得以窥见一二，玛格丽特宣称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的作品系列里都能看见形形色色的形态特征，如《使女的故事》里的基列国，使女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最后死亡的是心脏》里的康西里恩斯城镇里的城中城和蓝色泰迪熊。譬如《大护法》里随处可见的隶属于欧阳鸣手下的名为蛋的花生人所饲养的“飞蚊”群，刘慈欣的《中国2185》里在夜空里狂飙而出的“飞蝗群”。随着敌托邦作品的科幻色彩不断加重，这些具有各种特性的监控形象被规训为统一的智能体设置，并在其麾下分撒出各种模样，就如同现代监狱的形成，将各种规训功能不断收编一样。

在马伯庸发表于2005年第5期《科幻世界》的中篇小说《寂静之城》^[23]中，我们还能看出监控形象的纷繁复杂与强烈的互文性，但这些大多都必须依赖智能手段才能完成：

身份唯一性确认：在互联网的使用下，每一个使用互联网的人都有一个网络编号，没有这个编号，就无法连接进互联网络。每一个编号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只有一个；这是使用者在网上的唯一代号，既不能修改，也不能取消。

表达唯一性确认：所有人只能通过“网络健康语言词汇列表”的词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开始美国政府只是单纯地屏蔽敏感词汇，但这几乎无用，用户会熟练地夹杂数字与字母绕过检查，通过屏蔽单词也不行，人们还很快就发明了同音或谐音表达，再封掉全部同音字也不行，“美国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使用隐喻，借代、类比、引申及其他修辞方法，或者将一个敏感词用数个不敏感的字来代替”，直到健康词汇表的出现。不过美国人依然不断地顽强抗争，他们挑选健康词汇列表中的合法字眼来表达不合法的意思：两个连续的“稳定”意思就是“反对”，“稳定”加“繁荣昌盛”则暗示“屏蔽”。美国政府不得不对这一动向保持着警惕，并日复一日地将更多的词汇从健康词汇列表里删掉，禁止大众使用。直到最后“他掏出今天新发布的健康词汇列表，发现上面是一片空白——终于连最后一个词组也被有关部门屏蔽了”。

行为唯一性确认：每个人出行都必须佩戴“旁听者”，这是一种便携式的语言过滤器，当携带者说出敏感词汇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发出警报。与健康词汇列表相似的是，旁听者也随着技术进步变成了大型的公共设施“街道内侧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隐藏着一个类似雷达天线的东西，其造型很像是两个背部贴在一起的大碗。阿瓦登心里清楚这是什么东西：这正是他负责软 件设计的大功率主动式“旁观者”，这造型他很熟悉。这装置可以主动发射电波去 探测人们的声音，并检查其中是否存在敏感词汇。主动式旁观者的强大刺探电波会轻易刺穿她家中的铅质窗帘，把所有成员的话原封不动地传到有关部门耳朵里”。

电幕、管道与通勤

《规训与惩罚》里用来与公开处刑作对比的例子是“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作息时间表，上面规定了每时每刻应该完成何种工作的精细化切割，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原型监狱的整合完成之前，通过“不断地对公民头脑反复灌输符码而运作”的《我们》式的整体工程是如何运作的，或许是奥威尔认为扎米亚金的透明屋加时刻表的设置太过于非人化，才选择了其中一部分而不是所有将其极端化，生发出每日做操和两分钟仇恨，当然这两项工程都必须依赖电幕技术得以完成，电幕技术既兼备了播放功能，又兼备有监视功能。

《隔离与混杂：西方科幻的未来城市空间》一文中，就提及极权城市的代表性建筑是电幕与管道：“电幕的无处不在意味着监控无处不在，管道的无尽延伸意味着官僚制度的无尽渗透”[24]，除却《一九八四》的电幕形象深得人心以外，在该文中还举出了各种前圆形监狱化的监控装置，如《阿尔法城》里的超级计算机，《华氏451》里的消防员与《500年后》的地下建筑，但不管具体形式如何改变，其本质都是以视觉的方式将人置于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这和圆形监狱有所不同，圆形监狱里是权力规训机制在起作用，囚室内的人并不确定何时会被监控而陷入《三体》式的猜疑链中，通过恐慌内化的方式强化认知，但电幕式监控并无“缺席”的在场，而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保证监控行为的毫无空缺的可能，所以其统治者会豢养大量的监控审查人员保证其系统能有效运行。

如果说电幕式监控还有大量成本冗余带来的异化（《地下理想国》里的监控人员罗格就是因为此而反抗）后果，管道式监控则显得高明许多，不过管道依然有自身的弊端：“管道是官僚系统的绝妙隐喻，一方面保证了权力意图的高效落实，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可变通而导致各行其是的后果”[25]。作为《一九八四》的“散落在电影圈的私生子”，《妙想天开》就严格地依从管道式的社会机器生活的样式。只在《一九八四》里作为体制内部的通达文件命令的管道在《妙想天开》里被衍生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流程管制与收据、狭窄逼仄的办公空间在影片中无处不在。管道也成为一种隐喻，出现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作家索尔仁尼琴用“下水管道”来比喻苏联时期的国家“契卡”机关，而用下水管道的水流比喻那些因各种原因被逮捕的人们（其中真正的刑事罪犯的数量极少）。[26]

电幕、老大哥视线、管道这些形象都曾集中出现在卓别林于1936年上映的最著名的电影《摩登时代》中，该片的剧情推进也成为了原型监狱发展史的隐喻。该片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人查理在时代裹挟下的种种经历，查理这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任务是拧紧六角形螺丝帽，因为长时间工作，导致他患上了一看见六角形就想拧紧的病。查理真正发病的原因是作为工厂资本家为提高工人效率的“吃饭机”的试用者，导致进入了精神病院。查理最后还是失业，无意间成为街头运动**游行的领导者，但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现状，最后他认为只有监狱才不会担心饿死与生计，想尽一切办法要进监狱生活。[27]从工厂到精神病院，从街头到监狱，无处不是福柯所描述的规制权力下的典型建筑装置中的人的生活状况。而在工厂里的查理，每时每刻都在被资本家注视着，资本家的画面嵌入到机器操作界面之中，整个操作界面又是庞大的零件齿轮系统的一部分。

电幕与管道的监控尽管披着权力规制的外衣，但依然是“君主及其威力”的产物，君主不会受制于这套监控系统的视野范围之下，而圆形监狱则是无差别的囊括，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很多敌托邦作品中，反抗者们并不会因为受制于监狱而反抗，而是会发现有人超然于监狱而反抗，“不患穷而患不均”。《这完美的一天》里真正促使奇普一定要完全彻底毁灭统一电脑的行为是被魏立春安排到特权阶层的编程员之中，《雪国列车》里柯蒂斯最后下定决心要反抗威尔福德，也是因为他看见两个小孩所在引擎的不同位置（一个在安静的隔间，一个在轰鸣的引擎）的差异。鲍曼在《怀旧的乌托邦》里就谈到，在封建社会里的农奴起义的原因并不是“强制的义务和压迫可能一直十分沉重和残酷”，而是“苦难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分布不均的分配模式”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过强[28]。

现实中还切实存在着柔化的管道式的生活，那就是通勤。马歇尔·伯曼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认为，街道是政府难以监控的地方，是最容易成功逃离的混杂空间，阿兰·雅各布斯在《伟大的街道》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公共街道是一个特别的政治空间，是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交汇之处，能够表达出人们最珍贵的理想，也最难以掌控”[29]，这似乎是一种可能的反抗，但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保证了通勤的出现，这种美好的幻想消失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中，城市的监控收复了最后一块飞地，真正意义上的圆形监狱得以渗透进每一个异托邦的角落，并快速生发出适宜这个空间的权力规训机制。

铁路系统的不断铺设与建立完善，是一个不断蚕食人空闲时间所在街道的时间与空间的过程，通过对人在地理空间上的信息摄取的日常生活改变，从而改变了人的思想方式与文化认知。街道是一种移动式游园视角，而铁路变成了全景式的瞬移视角。《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一书里就将其认为是“时间和空间的湮灭，坐在车厢内凝视窗外风景的旅客们，也因而获得了一种对于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象的不加挑选的感知能力”[30]。这种瀑布流式的景观瞬移，很快被信息化工业所习得，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成为麻醉形象的一个典型符号。对铁路系统本身的崇拜，既可以认为是对城市的高速移动化的缩印的现代文明的信仰，也可以认为是对图腾形象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复写，在《雪国列车》里惊鸿一瞥的拜引擎教，于是说是对威尔福德的崇拜，不如说是对轰鸣的现代文明的崇拜。

我们可以认为铁路交通系统是另一种形式的管道，要求彼此之间高度衔接以方便交通，一旦有任何微小差错，就会直接导致强烈的恶性循环，从而造成交通网络的系统性崩溃。在《妙想天开》里，主角Sam走上反抗的道路正是因为一次系统崩溃带来的后续，地铁系统的全面设置，一方面更大程度上加速了人们的空间的便捷，另一方面也让其系统的危险性变得更加脆弱。

澳大利亚作家David Bissell在《交通生活：通勤如何改变城市》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作为城市制度化的通勤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生活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难再找出一个像通勤这样声名狼藉的日常活动。“地狱”、“噩梦”这样的词统统被拿来形容这段上下班的路途，可以想见它在生活中的地位有多低了。人们还会堆砌各种敌托邦式的术语来描绘通勤，仿佛我们在当代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压力和疲惫都可以具象为一条上班的路。上下班十分程式化，所以我们压根就想不到要去思考这件事。研究者们探索过一些相关的话题，比如通勤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通勤严重折损了幸福感。[31]

列斐伏尔在城市间际发展极为迅捷的时候就提出，这必然会导致通勤时间的拉长，也必然会夺走人们的空闲时间。根据《纽约时报》网站统计，“美国人平均起来每天要花52.2分钟上下班，每周是4.35个小时。折算起来，一辈子要花408天时间在路上奔走。在大城市；浪费的时间则要更多”[32]。这种情况在911事件之后尤为明显，美国人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平均增加了40分钟，这是典型的晚期资本主义带来的财富差距过大的负效应。严重的城市虹吸效应造成了超大城市的出现，人们的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日益分离。美国地理学家联合会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超过30分钟的人比其他人死得早，长距离通勤意味着锻炼和睡眠时间的减少，严重损害身心健康。身体的痛苦必然造成精神上的折磨。瑞典于默奥大学研究发现，长距离通勤会让离婚率上升40%，很大程度上是精神暴躁导致了无谓的家庭冲突。[33]这种资本主义肆虐下带来的生活符号严重干扰身体符号的后果，反而加剧了人们之间的隔离，人们更期望将这种生活再次折叠起来。

如果说铁路空间有可能形成新的等级分层[34]，那通勤空间则完全打破这种分层，它既不属于公共空间也不属于私人空间，因为人们在短时间里相互接触又相互离别，既不能完成对彼此价值的认同，又将混杂在以地铁与公交为代表的可移动空间里的人们，将彼此的模样不得不向对方展开，隔离也已因此失效。尤其是以家为私密乌托邦想象的中产阶级来说，通勤更是难以忍受。因为城市的遮蔽功能，那些静态的底层生活已经被折叠起来，但通勤将他们反折叠开来。Michael Fisch所著的《机器的人类学：东京通勤铁路网络》一书中就描述了这种现象：

一辆十节车厢的通勤车挤满了人。这辆车的限载人数是162人，如今它超过最大承载容量175-230%，容纳了300-400名乘客，平均每平方米有7-10人站立，远远超出了每平方米3人的设定。人们摩肩接踵，无法穿行，呼吸艰难。你或许会觉得这一拥挤场景似曾相识，这是几乎每一个在大城市早晚高峰期挤过地铁的人再熟悉不过的感觉。[35]

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教授鲍存彪在研究中发现，正是通过对将家之外的空间刻画为“不文明的、肮脏的和危险的”这一道德他者化（moral othering）的方式，家自身才获得了“道德空间秩序”，而通勤就占有很大部分。这是否说明存在着打破敌托邦城市监控的可能呢？或许有，托克维尔就认为这会带来两种可能：

（既可能）激发由小家而大家、由家而国的连锁反应，让捍卫家园成为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初衷和起点，最终培育出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上的公民社会的土壤；同时，也有可能适得其反，彻底割裂公和私，甚至制造一种不断损人利己、最终害人害己的恶性循环。[36]

当然，在敌托邦文本里，前者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通勤成为另一种封闭式的监控手段。在作品《地下理想国》中，地下所指的就是通勤，国际垄断公司通过三种手段随时随地监控着人们的生活，一是以电视屏幕作为监控双面镜，用毫无营养的娱乐节目栓住观众的视线，同时电视也成为一面能直接看到人们生活空间的电幕存在；二是用带有女神符号作为消费代言的洗发水，通过对头皮搓洗直接渗透进人的大脑皮层，窥听见人的内心所想；三就是强迫人们在地面之下通过地铁进行通勤（主角之前一直是骑自行车行驶在地面之上），地铁本身就是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监视器。

想要瓦解这种监控趋势，并不是依靠回到农业时代就能解决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技术革命再次高速发展，让人的通行能不再经由实体空间的转移达成，情况可能就会变成“传送门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城市住宅的空间效应。没有传送门的时代，通勤几十公里很吃力，所以睡城都是蚁族住的。有了传送门之后，原本交通不便的农家乐的价值立即扭转，远郊变成了田园牧歌。” 空间监控失效了，换言之变为了标记监控。这种能颠覆空间内物质传送效率的革命式黑科技如果失败，人类还有彻底抛弃肉身，将意识数据化的选择，如果该选择还是遥遥无期，那就只有依赖互联网打造的一触即达的在某种程度上永远都只是虚拟的线上世界了，而这三种选择，又分别成为了科幻敌托邦世界中批判的对象。

圆形监狱的建立

在早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下，规训与禁闭是分离的，他们散落在各种尚未完成成为范式的空间里，被众人所观看到。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推进，这些功能慢慢成为一套完整的规训体制，圆形监狱的出现彻底完成了其改造，“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准确的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37]这种功能的整合彻底完成了对所有人的分化与统摄，向心的可见性保证了监管者能够在权力关系而不是事实上同时保证一对一功能的视线，以前大量低效的需要依赖等级传递的惩罚手段宣告彻底消失，而横向的不可见性瓦解了“串通”的可能性，按照福柯的描述，圆形监狱最常见的四个场所里，横向的不可见性完成了各自的功能，如果是罪犯，就杜绝了他们彼此串联逃狱的可能，如果是病人，就隔离了他们传染疾病恶化的可能，如果是学生，就预防了抄袭喧哗闲聊与荒废时间的可能，如果是工人，就失却了盗窃混乱心不在焉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圆形监狱成功切割掉了马克思所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合力的可能。

不仅如此，圆形监狱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权力从人的手中夺走，附着于设施身上，只要设施存在，便能固化下权力关系的支配方式，权力机器便能顺利成功的运转起来。在边沁看来，完全达成这样的结果，则需要完成“权力的可见又不可确知”，圆形监狱作为隐喻建筑还不够，还必须要给瞭望厅的窗户装上百叶窗，各区域穿行并不通过门，而是曲折的通道，这样才能保证监管者的存在不被暴露。其用意是被监管者相信监管者“一直能够看到他，且不知道何时能看到他”，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后，就能逐渐内化成为认知，再搭建起制度的共同体。

林培瑞在2002年发表于纽约时评文章《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吊灯里的巨蟒）一文中以如文名一样的意象表达了这种认知的阴影投射：“不像是吃人的老虎或喷火的巨龙，而更像是盘踞在屋内吊灯上的巨蟒”，他这样写道，“一般情况下，这条巨蟒静止不动。它不必动。它觉得没有必要去明确它的禁条。它默默的传递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生活在巨蟒阴影下都多多少少的、相当自觉的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挑战。（The message is "You decide". It's simply there, as everyone knows, and what provokes it is unclear）”[38]。

福柯将这种转变认为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必然过度，“不再是通过公开处决中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羞辱的仪式游戏运用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更确切地说，运用于在一切人脑海中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地传播着的表象和符号的游戏。”[39]

在这个条件下，监控设备会变得更隐蔽，它们不一定仅仅是挂在每家每户墙上的电幕，也不一定只是如波兹曼所说的主动被老大哥监视的人群，它也可能成为流动的符号。[40]汉密尔顿通过设置债务旋转门，将美国货币成功运行160年，先后与黄金、石油挂钩，先后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地区货币与之连接，成功监视了所有国家的经济流向。黄渤导演的升级版《蝇王》电影《一出好戏》里，成功地演绎出了一场缩小版的美元是如何夺取巨蟒地位，实现对全球经济进行全方位监控的过程。尽管人们流落于荒岛之中，哪怕是在翻转的大船上，也没有任何可见的监控设施，但公司首领张总依靠两幅扑克牌（在后面的剧情中显示张总囤积了至少四副扑克牌），通过语言构陷与文明想象成功将其（扑克牌）化为荒岛流通的货币，货币的流动变成了基本的经济制度，并由此成功监控了所有人，当然如果张总没有囤积足够多的扑克牌，他也会很快成为扑克的监控对象之中。

福柯认为这种机制成功得让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谁来行使权力也就变得无所谓了，所有人都能“操纵”这个机制，“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可以顶替”，图腾就此建立起来，人们会开始神化机制运作，将其变为宗教——除非机制内的神迹显现，强行将其替换掉，譬如文学中常见的机械降神——《一出好戏》里马进就是因为拥有天降鱼群，才能与扑克牌相抗衡——并去崇拜它。

而且在这个机制下，人的动机变得毫无意义：

可以是出于轻浮者的好奇心，也可以是出于孩子的恶作剧，或是出于哲学家想参观这个人性展览馆的求知欲，或是出于以窥探和惩罚为乐趣的人的邪恶心理。匿名的和临时的观察者越多，被囚禁者越会被惊扰，也越渴望知道自己是否被观察。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41]

动机的去个性化，除却能保证机制的运行方便外，还在使用层面上又一次完成了机制本身的权力强化，由此可以看出圆形监狱机制并非只对被监管者有效，它对人的异化完全是无差别打击，如果被监管者从囚室里出来，他也不会去想要改变机制本身，不管能不能成为监管者，他都会成为机制的维护人之一。“由于我设计了各种联系纽带，我自己的命运也被我挂在那些纽带上”[42]。

圆形监狱的形态

圆形监狱能够将诸多分散功能整合到一起，譬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也实现了占用最少空间实行最多功能的可行：安全监护、禁闭、隔离、强制劳动和教育。同时，作为微观物理权力的化身，还兼备了多种形态，在福柯的书中就认为，至少存在三种形态：皇家动物园、改造实验室和自我监督所。

皇家动物园最主要是起到“个别观察、分门别类、空间分解组合”的作用，与一般的动态浏览路线的动物园不同，皇家动物园是由17世纪法国建筑师勒沃设计，动物展览点只有一个八角亭中心，除却一面向入口以外，其他七面都是关在铁笼里的动物，这很明显是君主意志的产物，但由于其展现形式符合功利主义的最大效益化，反而被资本主义关系所吸收。皇家动物园的功能在此与博物馆的功能叠合起来，严格的分类与各种差异的确认从效率低下的传达变为同一性的认知。此外，皇家动物园还能起到“景观化”的功能，监狱原本是封闭的场所，而边沁在设计时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向公众开放，“任何全景敞视机构都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这种无规律的、经常性的巡视——不仅是正式的巡视员，而且包括公众的巡视”[43]，似乎监狱的权力运作被公开化，受到全民的监督，或者换言之，似乎监狱成为一个逆向的圆形监狱，一个雏形化的《楚门的世界》，并以此防止了暴政化的可能。当然，圆形监狱的设想还能走得更远，它为当时电视尚未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之前提供了重要的娱乐工业式集中窥视的思维模型，监控形象的运转不仅披上了“民主化”的外衣，也披上了“娱乐化”的外衣，变得更加柔和精巧。福柯对此进行了批判，齐泽克也接过其衣钵力图让我们分辨其中的规训意味。

改造实验室意味着“它可以被当做一个进行试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可以用来试验药品，监视其效果；可以根据犯人罪行和特点，试验不同的惩罚方法，寻找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同时教不同的工人学会不同的技术，以确定最佳技术；可以进行教学试验，尤其是可以利用孤儿重新采用有重大争议的隔绝教育”[44]。福柯反复采用监狱、工厂、医院、学校四种场所贯穿整个原型监狱的论述过程，这四种场所的共有模型成为后来他提出异托邦的概念的原型。异托邦（别样空间）的提出，在逻辑上剥离掉了规训空间的监控性，使之拥有更多改造的可能。在福柯的《异托邦》演讲中，他将墓地、博物馆、图书馆、殖民地、花园、度假村等诸多空间收编进这个概念之中，并认为“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从这点看，现代社会下的“皇家动物园”以“超市”的形态呈现在消费者面前，而监控本身被“许可仪式”替换，出入任何一处异托邦都必须完成一些特定行为后才能被许可开启。改造实验室成为可被技术化改造的科技类敌托邦文学的隐喻之一，玛丽雪莱的《佛兰肯斯坦》成为人造物控制与逾越主题的先驱，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对“机器人”的恐慌映射着对改造实验室失控的危机，几乎所有对机器人的悲观判断的敌托邦作品原型都来自于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圆形监狱的机制运转已经深入到思维深处，当操纵熟稔后，会引发对人的异化压抑的反思，当操纵失控（或被破坏）后，则会引发人对逾越之恶的反思。后者的反思还与最传统的美学概念“崇高”相勾连，向人类最原初的美学范畴的改造稳定性发起诘问。[45]

自我监督所则显得更加巧妙，监管者本人也能被观察，“一名巡视员出其不意地来到全景敞视建筑的中心，一眼就能判断整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情况都瞒不过他。而且，总管被关在这个建筑机制的中心，他自己的命运不也就与该机制拴在一起了吗？一个使传染病得以散播的无能医生将是传染病的第一个牺牲者，一个无能的监狱长或工厂经理也将是暴动的第一个牺牲者。”[46]如果我们结合边沁在皇家动物园中的设想，将巡视员与公众划等号，则实现双重的自我监督，既能监督囚室里的人，也能监督监管者，这当然是一种民主幻象，是通过权力的假面图腾式的模仿给人们带来的“世界上最大的审判委员会”[47]的假象，但人们乐此不疲，在2016年碧育发行的游戏《看门狗2》里玩家与对抗者的关系则通通被碧育纳入后台数据监控之中[48]。随着监控设备的发展，其数据的积累与储存，导致人们对自我监督的规训从空间范围延伸到时间范围。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数据失效”[49]的可能被人们频繁观测到时，微观的权力关系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整个圆形监狱的自我监督所的形态也会随之崩塌。不仅如此，人们还会反过来怀疑空间监控的可能。我们可以认为是圆形监狱的终极发展最后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理解为，这是人向机制的夺权行为，数据为何会失效，正是统治者不希望自己被圆形监狱监管，希望自己以君主权力的方式成为规训权力的法外之地。在《机器人总动员》里，船长与飞船智能体导航的争夺就是一例，当人从机器中夺取权力后，便又回到了最初的英雄图腾的塑形叙事之中。权力规训移植于非人身上尽管代表着另一种可能的“极权”但因为遵从了必然理性的原则，也孕育了民主与人民反抗的可能，这也是君主权力所不能容许的。波兰科幻大师莱姆的《机器人大师》里《第七次远行——特鲁尔的尽善尽美因何无益》的故事中就提到：特鲁尔为极权统治暴君修建了一个王国，以为会被暴君极权化，但因为他是以“一丝不苟的方式制造了一个合理的、符合逻辑的、拥有必然性的王国，它（最终）成为了机械装置的对立物”[50]反而成功地消灭了暴君。

我们可以从以上三个形态里看出，圆形监狱/全景敞视建筑从观看、改造、监管三个方面把权力从君主手中完整而不可逆的夺走了，而没有人能够占有它。福柯把这套微观物理学梳理出三个假设，第一个就是非特权性的假设：

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解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交易的契约或对一块领土的征服。总之，这是一种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权力。它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或保持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是由被统治者的位村所展示的、有时还加以扩大的一种效应。[51]

而另外两个假设分别是非固定性与非单义性，这三个假设在圆形监狱为代表的社会机制塑形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成功，君主权力依然时不时能获得反扑的力量，这种情况直到大数据完成后的互联网系统，才真正得到彻底解决。

在他的《必须保卫社会》一书里也提到类似的观点：

“权力不是将人分为两种，拥有它、独占它的人和没有它、服从它的人。我认为，权力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或者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加以分析。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已有。权力运转着。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在流动，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他们从来不是权力惰性或持续不断的靶子，而是永远在轮班。换一个说法，权力通过个人运行，但不归他们所有”[52]。

所以在福柯看来，圆形监狱是一种更加人道的权力交接仪式，将中心化的、单一的、稳态的权力关系从君主手中移交出去，成为一个“非中心化的、多元的、弥散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前现代社会组织形态结构的破坏，也从中孕育了社会主义的萌发：“社会主义就不能不重新利用这些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或工业国家建立的这一些相同的权力机制”[53]。

当然这在前智能大数据时代几乎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马克思也认为必须要等到生产力彻底大发展时期后，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取代资本主义而成，不过科幻题材的敌托邦小说给我们展开了某种可能，如果我们以《黑镜》系列的敌托邦作品为分水岭，就会发现在此之前的敌托邦文本，往往具备这样一个特点：尽管有着智能系统的科幻外衣运作，但内核里依然讲的是图腾崇拜的君主威权故事，智能系统不过是君主威权的一个图腾代言物[54]。譬如《少数派报告》里有着完整的高度智能化的先知系统，警察也有来自未来科幻的交通工具，但触发系统的核心是三个精神异常的先知人类Agatha，以及背后力推这个系统给全城并悄然隐匿于系统之外的Lamar Burgess。

圆形监狱的形象完整的而不是隐喻的被展现，是加拿大文学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最后死亡的是心脏》一书里描述的地处康熙里恩斯城里的正电子监狱，该监狱是典型的几乎完全照搬圆形监狱的设置而成的监控形象。

据该计划的创始人爱德介绍，监狱的本意是用来关押危险的罪犯，起到惩罚、改造和赎罪的目的，而“正电子计划”却是一种理性应对经济危机的模式，能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因为监狱是“能够实现双赢的切实可行的经济组织”。，由于康西里恩斯不可能达到百分之五十的犯罪率，唯一公正的办法就是大家轮流：一半人待在监狱里当罪犯，另一半人管理罪犯，每月轮一次。如此一来，每一个住处能为两组家庭提供安居之所，所有签约者都有机会过上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总之，这是“分时共享的逻辑性结果”。[55]

和圆形监狱的设置一样，里面的每个人都处于“随时可能被监控”（时间性）与“每一个角落都有监控设施”（空间性）的双重薛定谔状态，就连上街时，如鲨鱼般悄无声息而过的黑色汽车也会被人认为是监控设备，“也许他们是遥控的，就像无人驾驶飞机一样”[56]。而负责的上层管理者也并不会真实现身，在小说里描述的是每次进入监控台拿钥匙的接待都是一个盒子，里面装有能说话的人头，并且隔几天就会变，这个人头技能通过假面给人带来恐怖谷效应的错愕，也能让人怀疑是否真的能看见。为了保证正电子监狱的运行顺利，身处监狱内的每个人不仅要求彼此隔离，而且整所监狱也对外隔离：“整个城镇如同一个钟形罩：信息交流只能在内部进行，消息只有通过被认可的途径才能递进或送出。没有牢骚，没有抱怨，没有饶舌，没有告发。所有信息必须受到严密控制：必须使外部世界确信‘康西里恩斯／正电子’城中城计划正在运行。”[57]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