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如果我们认真检索作品，就会发现，在过去30年里的敌托邦作品中，有大量“英雄打败极权”的主题（尤其是游戏行业）。

但在2016年之后，这种情况大为变样。一切都是因为2014年的斯诺登[1]事件，这个事件影响了未来两年的敌托邦题材作品[2]。2016年，Osmotic Studios工作室推出了一款模拟监视游戏《奥威尔》[3]，讲述的是玩家扮演敌托邦世界中的监视者对底层人民进行事无巨细的监控，自此整个敌托邦主题游戏的主角对象从“英雄人物”骤然变成了“敌托邦统治的协从者”：

《Inside》同样与监控、逃离、反乌托邦有关。过去的一年里，具有影响力的同类游戏还有《指尖战争》《旁观者》《这就是警察》[4]，再往前推一点，还有《请出示证件》与《西港独立报》，他们共同的原因都是斯诺登事件的影响：

斯诺登事件直接刺激了《奥威尔》的诞生。无独有偶，韩国开发者SOMI制作与手机监控有关的《指尖战争》，也是受到类似事件的震动：韩国国家情报院宣称使用一款黑客软件监视朝鲜，却被曝出该软件也被用于监控本国网络。《西港独立报》的作者Potus则意有所指地表示：“新闻自由，对于任何一种体制的社会，都是极为重要的。而民众对于媒体所传递的内容，也要批判性接受。”[5]

棱镜门事件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改变了人们对敌托邦一开始的指向性定义，倡导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竟然也做着和他们所反对的国家意识形态一样。在一如《奥威尔》等游戏展现的画面姿态下，玩家对待“监视别人”这一行为出现的较大的反省，游戏评论区的留言，很多人都阐述了一种不安，觉得自己变冷漠了，甚至事后才意识到主人公的所作所为是侵犯隐私。

这套做法正中游戏设计师的下怀。首席艺术家兼商务经理梅兰妮·泰勒（Melanie Taylor）在一次采访中说：

“游戏的最初，你只会很好奇，你可能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并不想告诉你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被一部游戏或者电影推向某一面观点的感受是很不好的，我们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现在这里有一场爆炸，你要搞清楚是谁做的，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你会开始质疑‘我真的有权去了解他们的孩子，他们的情感生活，又或者是他们正在联系的人吗？”[6]

• 想象的共同体崩坏

但这种自我反省只会存在于游戏的进程之中，在事实层面上，很多人已然成为想象的私密体而不自知。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协从者早已成为潜在的想象私密体而下意识地存在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想象的私密体，是基于想象的共同体的相对应的概念，人们在想象的共同体中，会因为“民族被想象成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个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7]，而不断屠杀或从容赴死，而对于想象的私密体来说，人们会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把自己想象为拟人化后的监控形象唯一代言人，尽管这并不是真实的，尽管想象代言人们都能彼此知道对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成熟的印刷业通过报纸这一载体以快速拉近同一地区内生活的人之间的距离的方式，串联起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安德森认为报纸起到了后宗教仪式的作用，他们把原本独自的，被异化后的人重新组织起来。尽管阅读报纸的人不曾亲眼见到故事的主人公，但他在心里强化了这个故事、这个主人公以及共同阅读这份报纸的人和自己的关系，即“民族共同体”。

有这样一段关于报纸与想象共同体之间的联系：

尽管报纸在其印行的次日即宣告作废——奇妙的是最早大量生产的商品之一竟如此地预见了现代耐用品容易作废的本质——然而也正是这个极易作废之特性，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对于作为小说的报纸几乎分秒不差地同时消费（想象）。……这个群众仪式的意义——根据黑格尔的观察，报纸是现代人晨间祈祷的代用品——是吊诡的。它是在沉默的私密之中，在头盖骨下的巢穴中进行的。然而每一位圣餐礼的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他所奉行的仪式在同一时间正被数以千计（或数以百万计）他虽然完全不认识，却确信他们存在的其他人同样进行着。更有甚者，这个仪式在整个时历中不断以每隔一天或半天就重复一次。我们还能构想出什么比这个更加生动和世俗的，依历史来记时的（historically clocked），想象的共同体形象呢？与此同时，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相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根植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8]

但这样的晨间祈祷仪式早已不复存在，我们并不是说形式的死亡，而是载体的更迭：报纸早已被替换为手机，报纸的以静物折叠/展开的仪式性被手机的上下式刷屏所破坏；晨间祈祷的时间也早已变得更加灵活，从每日固定的阅读时间（早报/晚报/日报等的送达读者手上的时间）向每日的两级推进（早上起床时与晚上睡觉前）。不仅如此，报纸的事件的空间剪裁权在编辑手中，他们往往会按照政治需要、事件重要与版面设计相互博弈，将其组建为每日大小相同、信息相似的载体进行发布（就算发布增刊也必须重组一块相似大小的载体），这种确定的空间排版成就了想象的共同体在思维领域能够在抽象的空间里占有一席之地，而手机能显示的内容会以瀑布流的形式无限增加，不再受到其空间的限制，而且在社交与新闻边界不断混淆化的趋势下，上下文的板块的决定权除却大数据算法的排序部分外，已经从编辑转移到读者手中。

决定权的转移还必须基于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关注”。在报纸的版面分割中，决定其边界空间划分的是几何面积（当然，政要性事件永远排在中心位置），编辑在进行事件采编后，每日与报纸美工进行排版商议，并根据其版面重新撰写文章[9]，而在手机的界面里，尽管内容是以瀑布流的姿态显现，但每个内容还是有明显的区隔，这个区隔划分的标准就是已关注的发布者，读者通过浏览关注复数个信息源的发布者组成的内容完成其对信息的摄取，因为关注者的各异，导致每个人阅读的内容以强烈的“定制化”或“个性化”的方向发生变化，内容的生产者不再掌握将其以“一模一样”的外在形态呈现给读者，构筑想象共同体的空间行为至此分崩离析。

想象的私密体转移

但也正因为如此，想象私密体的构筑油然而生。当读者点击关注某人时，这个人的主页内容便即刻为他开放，读者能随时进入并翻阅他的过往信息。同时他的信息进入到读者的信息流里，读者在阅读信息的过程，就是一个黑格尔式的“它是在沉默的私密之中，在头盖骨下的巢穴中进行”的过程在手机上的翻版，人们在无意识地进行着监控行为。且因为网络信息的长期保存性，报纸的“即时作废”也宣告作废，读者可以随时查阅这个人的过往信息。如果说福柯式的圆形监狱是一种当下空间的监控，那读者的监控行为就从空间的开放性扩展到时间的开放性。

空间感的不同也将共同体以不断离散为各种私密体。报纸报道的事件来源于同一个现实空间，它们必须经由具体可知的事件组成，或具有大量阅读基数的虚构性文本组成，读者们可以对里面涉及的时间、地点以标记（token）的姿态记录在自己的想象体中，“假如经过两天关于饥荒的报道后，马里从《纽约时报》的版面上消失，则即使数月之后，读者也绝不会想像马里已经从地球上消失，或者那场饥荒已经把马里的全体公民消灭殆尽。报纸那小说般的形式向读者们保证了马里这个‘角色’还在某个地方静静地跟着前进，等待它在情节里的下一次登场”[10]，就算不同的报纸，也会报道实际存在的地理地点里的事件与人物，而不同报纸报道事件的差异并不能带来空间的撕裂，反而直接从媒介的相互照应的姿态加强了其想象的共同体。但手机营造的空间并不是唯一的，由于平台各异，导致它们拥有不同的话语空间用来表达，对读者来说会引发更多的变化，空间被复制且割裂了，一方面读者在表达自身话语时不得不选择其中一个平台，他们无法保证信息能够传递到“全网”，而当他们在手机上用切换软件的方式进入不同平台时，实际上是对不同空间进行监视性检阅，空间代行了博主的被监控空间。

这还是一种由身体行为塑造的无意识的监控姿态，在新闻信息媒介还是电脑的时候，读者的阅读视线是平视显示屏空间，且显示屏空间的大小往往会占据一个人视线范围的一半左右，它是明亮开放的对等空间之门。但随着手机将媒介抢夺过来后，读者的阅读视线变为俯视手机屏幕空间，读者的身体姿态也随之改变，而且这个空间狭窄晦涩，从行为到空间都变成了监控之窗，这个行为再次响应了“晨间祈祷”的仪态性。不仅如此，随着大屏手机的普及，输入文字的界面被隐藏起来，能作为提醒读者监视窗口并不存在的隔板只会在需要时被唤醒，但这种唤醒早已演变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提到的“文件档案记录”工具。

• 想象的私密体成立

经由这一系列的演变，人在现实社会的行为姿态变成了想象的私密体，我们下意识地身体行为变成监控形象的实体化地标，每个人都手机上重复着相似的行为姿态，彼此之间失却了共同体的空间连接，我们变成了我，变成监控符号的唯一代言人。对于读者来说：“博主通常看不见关注者们的动态，而他本人的动态却时时刻刻在关注者们的时间线上更新；某种条件下，博主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闭塞的独角戏语境。”[11]读者在实施自己的监控行为时，拥有“取消关注”的权力，并把这个权力以付诸于评论栏的方式实体化，这是一种小型的社会放逐，能够让博主在精神上遭受痛苦并引起其个体的去人性化。在《数字化生存》一书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就说“把比特警察当做内容检查制度（Content censorship）差不多的东西来理解……消费者将扮演内容检察员的角色，他可以告诉接收器（Receiver）选择哪类比特。”[12]

想象的私密体双向

当然，这还是一种双向的想象私密体。内容发布者，或者说博主并非只是被监控的对象，他们深入到另一种监控叙事中，粉丝。上文我们说过，读者是事实上的（唯一的）监控者，但在网络权力关系里，却是陷入集体表述倾向的粉丝（们），当博主在自己主页发布信息时，会看见你拥有XX名“粉丝”的文字，而你需要取消关注“关注”你的人时，其语言是“移除粉丝”。粉丝与关注实际上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而且粉丝这个词只会在博主的界面出现[13]，但拥有粉丝却是实在拥有了对这个群体的监控权限，发布信息作为想象共同体时期的最基本的权力体现，由群体（编辑、排版、宣发）凝结到同一个人身上，并对粉丝们播撒，但这种监控权力比之读者要薄弱一些。“粉丝经常被刻画为原子化的、受到操控的、沉迷的且不理性的个体，在很多方面都与群众（就狂热和情绪化而言）和大众（就关注点重合以及缺乏沟通而言）相似”[14]，且粉丝往往被“享受劳动”：“粉丝劳动这一论述的问题不在于他们被剥削这一事实本身，而在于粉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剥削。某种程度上，这与马克思所定义的“虚假意识”相类似。粉丝可能仅仅因为通过劳动而感到喜悦满足，便忽略了资本家的剥削，误以为这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因此，粉丝成为劳动力并不是问题，他们享受被剥削才是问题。”[15]。当一个人被集体化，而另一个人处于独立状态，被集体化的人便在集体中失却了隐私与信息，变为共享状态，博主在这种特定事实（fake news）上成为与读者关系里的上位监控者，掌握有对粉丝的信息输出，并且具备有“黑名单设置”、“精选评论”、“删除评论”等惩罚性行为。

双向的想象私密体将“信息发布”与“凝视”从同一主体处分离开来，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理论中是不存在的，“信息发布-检查-凝视-档案化-信息发布”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它们形成两个相互虬结的彼此权力监控的关系：关注-凝视，信息-发布。

注释